吕鹏
“我到法国的第一天，特别想吃青蛙。可是我去了好几家超市，包括家乐福，都没有买到青蛙。我于是上午查了一下，虽然很多人喊法国人‘吃青蛙的民族’，可青蛙并不是法国人的主菜，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甚至很多法国人一辈子也没吃过几次青蛙。” “（说我们是吃蛙民族）那都是英国人的污蔑！”一个法国学生举手说，随后引发哄堂大笑。“是啊，所以相互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中国人并不是都吃狗肉一样。”我接着说。“不过我们吃马肉。”另一个法国学生皱了一下眉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课堂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今年一到三月，我去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执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该院的交流计划，讲述一门叫做“当代中国的独特道路：结构变迁与社会进步”的课程。刚才的一幕，是我在课堂上第一天的开场白。但我讲的不是“中国”，而是青蛙。为什么要这样呢？
除了活跃气氛这个考虑，更重要的原因是，用“共鸣”的方式让我的这批法国学生们了解，相互了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对我这样一个国际经验还算丰富的人来说，尚且还有“法国人就是爱吃青蛙”这样的刻板印象，何况这些几乎没有到过中国的法国孩子呢？事实上，我在随后的课堂小调查中知道，整个课堂的40名学生里，除了两位去过中国（一个是第三代移民，另一个是她的闺蜜），其他的38名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虽然对中国感到陌生，但这是一批对中国有着强烈兴趣的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的也通过其他课程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未来会成为法国精英中的一员。波尔多政治学院是法国九所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系统中的一个机构，也是法国政治精英教育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如何给这些未来可能成为法国公务员、议员、市长甚至部长乃至更高级别政治家的人讲授中国故事？成了我设计和讲授课程时的一个挑战。我原先的课程设计准备了大量的理论阅读文献，还有不少学术性的参考文献，是一个偏重理论体系训练的大纲。到了法国，与法国的本科生实际接触之后我发现，这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这些学生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对理解当代中国来说，就是一些大的“事件”。我的第一堂课非常简单，就是梳理了一遍从1949年以来，每10年的时间里，中国所发生的大事。不要小看这样的梳理，每10年里挑出10件大事来介绍，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原先以为这是一件信手拈来的工作，可实际着手却会发现，当我在记忆和历史中盘点那些过去的重大事件时，很多重大的进步其实也模糊了。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的载人航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是“神舟三号”是哪一年发射的？农业税是哪一年取消的？《社会保障法》是哪一年通过的？……这些事情的年代我都记不清了。连我作为中国人都记不清的事情，对于这些法国人来说，可能就更是完全的新知识了。
实际上，通过梳理“大事记”，我实现了三个目的。第一，让学生和我，都体会了一次时间的力量。当那么多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变迁活生生地展现在面前的时候，关于“进步中国”的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第二，让中国的发展与他们的切身体会“对接”。当我在讲述中国的大事时，会将这些事件与国际的发展结合起来。比如，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方案与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爆炸式增长，就要与当年发生的美欧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第三，当事件的堆积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长度时，无需多言，受众也能感受到一种趋势。我在这堂课的最后，用提问的方式先让学生们总结他们通过了解这些事件所感受到的中国趋势。得到的回答正是我要表达的内容：经济、科技、社会的进步。事实上，在整个课程结束之后学生们提交的作业中，几乎都能够承认中国过去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那种恶意的贬损完全没有出现。
但是，我的课堂并不能变成一个官方的宣传媒体，我也不是官方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这些知识面广泛、信息来源多样的学生，如果一味地讲成绩，课堂的信度也会大大降低。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回应中国的“不足”、短板和非议。这些中国的“不足”有的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或者信息滞后（比如对“计划生育”的误解），这只需要澄清事实、更新知识即可。有的则涉及到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国的崛起是不是构成了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就是一种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的血汗工厂？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就是一种僵化的官僚体系？
更重要的永远不是只是纠正事实、传授知识，而是提供一种观察和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我在课堂上反复提醒学生们的是，不管你们以后是成为总统、总理，还是成为中国问题专家，或者只是一个与中国有着业务往来的企业家、分析师、咨询师，如何在理解中国的当下、预测中国的未来时不犯那些战略性的错误，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我花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去讲思维方式。比如，我首先强调了“打破二元对立”。为此，我特意解释了“阴阳”这个法国人非常感兴趣的哲学概念。在此基础上，我希望我的学生们理解，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一定要摈弃绝对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是应该把握中国的多面性。比如，不要纠结于“社会主义 vs 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立，因为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威权主义 vs 自由主义”、“发达 vs 发展中”、“掠夺 vs 发展”等等这样的概念也是如此。所以，“威权主义”也可能是“有韧性的”，发达的中国沿海地方可能也会有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再比如，我强调了“非正式”、“自下而上”和“地方性知识”对于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读懂中国，不仅要看诸如《人民日报》、《解放报》、《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报道或者官方文件，而且要绕过文本、扎根田野，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观察中国。我还反复强调了历史和文化同理心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的一些指责和所谓“关切”，在中国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同，甚至引起反感。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来说，无视近代以来的历史、忽视传承延绵的传统，就会在把握“人心”上栽跟头，而不能了解“人心”，那些对话、沟通和共同体，也就更无从谈起了。事实上，当我讲授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立场并不是一个宣讲员，而是站在了法国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从他们实际工作需求的情景出发来介绍案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同理心的体现呢？
最后，整个课程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们搭建一个分析的框架，或者说，一个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社会变迁的路径。我的办法首先是展示学术界最为常见的几种理论。这些理论既有积极的，也有对中国恶言相向的（比如形形色色的“奔溃论”），还有综合折衷的。事实上，当你已经向学生们展示了胜于雄辩的事实，敲碎了理解中国的思维误区，那些荒诞的理论即便我不做任何的评价，在聪慧的学生那里也失去了他们的市场，这从学生们的作业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其次，是要提出自己倾向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除了要好用，对本科生来说，还要形象。比如高柏老师的“魔方国家”的概念，就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里被提及，因为这个概念符合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认知和理解。再比如，黄仁宇先生提出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这个名词，也被很多学生多次引用；这个概念很形象地展示了传统中国的顶层、中层和底层的三层社会结构，也非常有助于学生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和社会组织这样的中间层。
我在课程的最后布置了四个论文的议题，让学生们选择。第一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发展路径？第二是其他国家从中国的崛起当中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或者避免什么教训？第三是基于中国的成就和不足，如何预测中国的未来和她对世界的影响？第四是中国和法国应该如何合作才能促进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四个题目的设计，我在语句上都采取的是客观的立场，既鼓励他们讲中国的成就，也不打压他们谈不足。最后的作业结果，我是满意的。素以批判闻名的法国，学生们的作业大多数质量上乘。他们带着一种全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前景、社会运动、科技创新体制、政治优势……对中国道路的特殊性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对中国的未来表达了乐观的预期。我想，无论他们未来身处何地，中国的故事，应该成为他们思考人类命运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
吕鹏，2018，“法国课堂上，为什么讲青蛙”，《解放日报》，8月21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