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八年之痒

吕鹏

沃勒斯坦及其合作者所著的《开放社会科学》[1],与其说是一本建立在严格论证基础上的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篇纲领性的宣言。如果要给这份宣言归纳出一个简洁的口号的话,“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也许是最为合适的一个。然而,尽管距离该书的发表已经过去将近八年,但“开放社会科学”这一目标本身,在沃勒斯坦等人的眼中,可能仍然是一个正在生成而不是业已实现的图景。也就是说,在今日实际上占据着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仍然是他们在八年前所着力批判(或“否思”?)的研究风格和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在这篇文章里把它们——亦即与沃勒斯坦等人所主张的“开放社会科学”相对应或对立的现象——称之为“封闭的社会科学”。这篇小小的读书报告,主要想谈谈自己对两个相关问题的一点随想:⑴“封闭的社会科学”形成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⑵这些机制本身又是如何限制了我们在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去打破这种封闭的,以及打破这一封闭可能的一个进路是什么。

 

一、“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形成:一个自我实现预言

在沃勒斯坦等人看来,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亦即笔者在本文中所命名的“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图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支撑这一形式的前提假设上都是值得质疑的,甚至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们首先要回答的,乃是这样一个大问题:自18世纪以来及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这样,尽管是隐喻的,沃勒斯坦等人也就等于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社会科学(乃至所有的知识)的生产逻辑究竟是如何的、制约我们去改变这一逻辑的那些机制又都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尽管沃勒斯坦等人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地说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乃是沿着两条线索推理下去的。第一,在现实世界中,诸社会科学门类乃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的时候获得其支配形式的,也就是说,今日的社会科学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诞生,但它在当代大行其道却是一种经济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于是,“权力”[2]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第二,在观念世界中,诸社会科学门类之所以以这样的形式(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划分方式)而不是别样的形式存在,部分地是偶然性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形式背后的理论预设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整套先验假设而不加反思地予以接受[3],并参与到了人们之后的行动当中。

所以,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如果说一开始仅仅是欧美世界的产物的话,那么,其在随后几百年间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则是将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与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在更广的空间内不断强化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及依附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经由社会科学家自身的接受而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它的后果,不仅仅是遮蔽了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和思维,并导致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封闭的逻辑一旦生成,它就不会自动停止,反而会继续扮演着“复制”的角色:它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装上相同的系统,从而摧毁掉了本应存在的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所以,必须使已经形成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再度开放出来以打破封闭。从直观的层面看,可能的进路也无外乎两条。一是社会科学的从业者在主观意识上对那些支撑今日之学术分工的各种理论预设保持充分的警惕,并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否思”;二是打破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重新分配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然而,要实现这两点,谈何容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社会科学的诸种形式及制度设计的形成过程,亦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过程[4]——也就是说,尽管那些划分出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据”无论在18世纪还是在21世纪都是想象出来的虚构之物,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理据”之下的制度设计却并非虚幻地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世界”之中,它们业已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并成为我们去打破这种封闭的结构性限制因素。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仅仅在思想上打破封闭并不能必然地或自动地带来社会科学的开放,我们必须同时改变支配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的资源分配格局和权力支配关系。[5]因为正如今日之社会科学是一个“被支配集团中的支配集团”一样,打破这种封闭或支配,则必须打破“封闭了被封闭的社会科学的诸因素”;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二、打破封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于是,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重建开放的社会科学,也就转变成了一个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亦即关涉到一个行动理论的问题。在这篇短小的文章里,笔者自然不可能对此做出详尽的阐释。不过,业已明确的是,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学科结构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些结构的被建构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们就无所作为;[7]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结构化”的。

然而,如果社会科学家认为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仅仅是他们所能去从事的一项“事业”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自大了。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不仅仅取决于具体场域中的社会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其所能支配的资源去改变自身的位置,也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些自1945年以来已经遭受到质疑的种种理论预设保持警惕并提出新的假设,而且同时取决于整个世界体系(尤其是世界体系经济)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转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对社会科学家通过自身的努力达致一种开放社会科学的能力表示怀疑。而只是想提示这么一个事实:我们今日所见的社会科学,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制度性因素之一,但它同时只不过是整个世界体系制度性因素中较弱的因素之一;封闭的社会科学虽然支配了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但它同时也被更为强大的逻辑和意识所支配。无论其如何变化,其终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逻辑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无论社会科学本身业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个不变的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反而日益被这个体系的逻辑所侵蚀,日益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不同的仅仅是,我们现在所处和将要所处的位置是边陲还是核心而已!

所以,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个人在智识上保持自我警省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乃是要打破自18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观念世界的革命固然重要,真实世界的革命更为关键:历史业已证明,正是在1945年后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之1968年世界性革命的冲击,自18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科学的诸种共识的合法性才受到了质疑和动摇;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才开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因此,关于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最激进的主张莫过于,只有从根本上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大厦的制度性基础,才能在废墟上真正重新建立起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

但是,想必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一激进的主张。笔者斗胆揣测,对于沃勒斯坦他们来说,不能接受这一主张的原因,首先是感情上的,[8]其次才是智识上的。所以在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中,我们会发现,身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竟然能够忽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边陲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结构中边陲化的问题——而这,本来“应该”是他及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的必然延伸才对。

然而,我们不必对沃勒斯坦等人过于苛刻。[9]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尽管对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提出上述的激进主张没有任何历史或道德上的负担,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主张实在过于刺激,以至于只能在观念世界中“愤青”一把,而绝不敢把它置于大雅之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于前述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今日所看到社会科学的图景,早已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入其中——否定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度性基础及其之上的意识形态,岂不等于否定掉我们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积淀起来的“财富”?尽管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不归之路。

由此想到了婚姻的“七年之痒”。国人有云,婚后的第七年夫妻双方开始尝到一种“痒的感觉”,新婚的新鲜之感已无,却不能因此而离异,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硬着头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下去”。在沃勒斯坦发表《开放社会科学》之后的第八年,不知道沃勒斯坦是否感到他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婚姻”也有了这样的奇痒难受——既感觉到了自己身处的这个场域的种种弊端,却也着实没有办法或勇气与之彻底决裂或离异,只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求一个“最佳的立场”?

于是,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在带给我对于社会科学诸预设的自觉警省的同时,也带给我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然而,我之愚钝或懦弱,并不代表中国人之愚钝或懦弱。鲁迅先生有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0]《国际歌》也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的命运,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未来之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图景(当然,绝不限于这两种),一是继续融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中“高贵的一员”,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终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世界性的学术对话之中,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文明中的一员;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能够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方式,这种文明既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又是从中国的传统中内在地自生自发地生成出来的,并与世界上其他的诸文明方式一道平等地共生,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平等的一员”,也只有到了“环球同凉热”的那时,一种真正的开放社会科学才能够生成!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 《开放社会科学》的中译本中将Wallerstein译为华勒斯坦(其实是采用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发音的问题),出于和学术界通行的译名相一致的考虑,笔者在本文中将其统一为沃勒斯坦。另外,虽然《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乃是在沃勒斯坦主持下一个集体性的成果,但是毋庸质疑的是其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沃勒斯坦的,或者说,是由其思想所主导的。所以,在部分的场合我会将其等同于沃勒斯坦本人的思想,以和他其他的思想相联系。事实上,用“马太效应”可以说明,当具有不同名望的学者合作时,所有荣誉总是属于有名的学者,而其合作者所得的荣誉很少,甚至没有。

[2] 这里的“权力”,指的不是某一领域的“权力”(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而更接近于福柯所揭示的“权力”概念,即建立在暴力基础上并通过意愿的控制从而实现不同程度的合法化的支配关系。顺便说一句,单纯就对知识生产本身进行思考来说,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绝对不属于最为深刻的著作,无论是福柯还是布迪厄,以及其他众多学者,都在更为精细的框架内对“知识—权力—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是另一方面,沃勒斯坦却是最为明确地将社会科学的逻辑和机制放在世界体系的逻辑和机制这一框架中进行考量的学者,这一手法背后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预设,与他对社会思想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世界体系理论”——也是如出一辙的。

[3] 沃勒斯坦将这些先验假设归纳为“三个领域、三种逻辑、三种层面”: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加上三门探寻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加上东方学)之间的矛盾;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再次,在探寻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社会—文化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些的矛盾,诸学科的分界线得以确立。然而,笔者认为,如果说《开放社会科学》发表八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界对这些先验假设业已在观念上保持了一定警省的话,那么支撑今日之社会科学的更为重要的预设却并有受到动摇反而经由“跨学科”的研究得以加强:社会科学固然得到了开放,但他们开放的对象乃是诸如结构、功能、意义这样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机制而不是所有(参见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第三章“跨学科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机制”)。在我看开,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开放社会科学”即使形成,这种开放又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避免自己成为现有世界体系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呢?

[4] “自我实现预言”指的是:开始时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行动者的接受或相信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得原有的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然而,这个术语的真正的穿透力并不在于它仅仅揭示出这一现象本身,而是在于它提示我们注意到,某些情境定义会变成后续的情境的相关部分,从而影响了后续过程的发展。参见罗伯特·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88。

[5] 在里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术成果的发表。丁学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向我们描述了英语世界中学术成果的发表制度,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你用中文写作,也就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了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系之外,尽管在思想上你的研究富有原创性。参见丁学良:“‘你敢写中文?’——英语学术界的研究产品发表制度”,载《清华社会学评论》,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联想到“语言的本质”及“语言的社会性”,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让人打个冷颤。而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开放社会科学”的“开放”是否在“实践上”仍然是一种选择性的开放,即针对某些特定语言、某些特定思想的开放?

[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19。

[7] 从这一角度进行的出色论述(无论是在理论资源的选取还是分析的深刻性上来说),可参见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对这一问题的洞察本身并不是沃勒斯坦的“专长”所在,所以我们还是沿着世界体系理论的脉络,展开我们下一步的讨论。

[8] 这一点固然是我的一个猜测,但自认为也不是完全的胡说八道:西方学者固然能够对“西方中心观”进行质疑和反思,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这一反思的目的可能仍然停留在“以西方文化为基,同时也了解一点非西方文化”的层面上。要他们真的放弃西方的文化,首先不是一个理性论证的问题,而是感情和勇气的问题。

[9] 但是,沃勒斯坦也不是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例如,沃勒斯坦一直主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未来的人类文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单一的世界体系被打破,形成多种历史体系,这样人类又回到16世纪以前的世界,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二是现有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体系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体系,沃勒斯坦憧憬的正是这种他称之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府”的秩序;三是建立一个新的我们目前都无法想象的体系。参见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沃勒斯坦还是有着一番“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壮志的。然而,正如观念世界的想象和设计绝不等于现实世界的必然改变一样,我们在未来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是一个“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疯狂逻辑和自我扩张之下,我们的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诸种的限制,俨然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

[10]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页118。

 

原文的一个精简版刊载于:

吕鹏,2009,“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八年之痒”,载《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17日第24期,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