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独特型式
——读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一个笔记
吕鹏
在所有关于近代中国农村演变型式的既有成果中，黄宗智的这本《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无论在理论解释的型构还是经验材料的挖掘上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及其出色的范本和起点，而且由于该书发表近二十年来学界在这一问题领域内做出的知识贡献日益增多（同时各类的学究谬误也不断涌现），使得在今日再回过头来重温该书所提出的问题显得愈加的重要和富有意义。
一、经验问题与理论关怀
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用一句话概况，就是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农村长时期的演变型式。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设问方式，所以在整部著作中，作者事实上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设问：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入侵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样一种以外部力量的侵入为分析上的时间分野的做法亦是大多数分析“后发外生型国家”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著作的普遍方式（斯科特，2001），本无任何稀奇之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划分方式不值得反思）。作者的贡献在于，他启示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此产生的真正难题是，这些变化与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迁”和“停滞”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于是，如何理解在此前后中国社会内部诸多的“变迁”和“停滞”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这里的“变迁”包括了入侵之前小农经济的商品化以及小农自身的社会分化、入侵之后的小农经济日益卷入世界性市场体系等等现象，而“停滞”指的是无论在此前后中国都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个有着质性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i]
于是，作者就将这部著作的落脚点，放在了对“为什么中国的小农经济出现了商品化的现象，但却没有走向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悖论的回答上。表面上看，作者对我们前述的问题做了一个“转移”，但实际上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找到了回答中国农村演变型式这一问题的“钥匙”——而且，对这样一个悖论的回答也就决定了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所关心的其他经验问题的答案，比如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帝国主义的作用等。显然，这是一个及其具有经验色彩的具体问题，但是它背后的理论关怀更不容小觑，即如何认识传统社会与现代结构的关系，具体的说，就是揭示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动的生成现代性的社会结构的动力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甚至是所有当下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同困惑所在（刘小枫，1998）。
所以，与其说这部著作试图给我们描绘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演变的一个独特型式的话，到不如说它最终出彩的地方，是向我们揭示出导致这样一个独特型式的动力和机制。如果作者真的能够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那么，他就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关于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从史实（事实）上揭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贡献；二是从理论上说明这些演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形成究竟有无实质性的意义，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贡献。那么，作者是否实现了这样的两个贡献呢？这就需要转入对他的具体结论和论证过程的考察。
二、总体结论和论证过程
本书的主体部分事实上正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应。简言之，作者的结论是，中国的小农经济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商品化和社会分化两个方面；但由于这样的变化并没有导致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质性突破，所以它的后果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生成，而是一个“贫农经济的形成”或者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对这个结论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总结是，中国农村的演变乃是一个与西方不同的特殊型式。也正是因为它特殊，所以它才会导致我们前述的那个悖论。
当然，作者并非一步登天的得出结论。所以，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作者的论证过程是什么。显然，作者先要证明他所描绘的变化客观存在，接着论证为什么这些变化仍然还只是小农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这正是该书第二编的主要脉络，我们接着会发现，作者是同时在两个大的框架内展开论述的，笔者将它们概括为“时间对比的框架”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的框架[ii]”。这两个框架有时候是单独成章的，但在很多地方是嵌套在一起的：作者首先在时间上划分出帝国主义侵入之前（如对清朝早期史实的征用）和侵入之后（如对20世纪的史实的征用）两个时期，接着在每一个时期内部细致解剖华北农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面向上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最后再将两个时期联系起来，指出两者之间是一种内生的承继关系还是一种在外力作用下的实质性的突破。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论述框架是与作者想要回答的问题紧密相连的，即他一方面要比较帝国主义侵入前后中国农村演变的异同，另一方面要揭示造成这些异同的动力和机制。后一个问题更加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贫农经济的实质的理解。作者想要指出的是，华北农村之所以在清代的前半期就会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如经营式农场兴起）以及阶级分化（如从小农内部分化出富农、中农、自耕农、长工这样的社会层级结构），关键的变量仍然在于生产力各要素的变化上。比如棉花的引进（马克思会说这是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对象），就导致了有的人赢利，有的人亏损，这样就为经营式农场提供了劳动力。作者还想指出的是，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变化之所以不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关键还是在于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变化导致了新水平的生产力的出现。
当然，作者并不想简单地宣称一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决定论，而是试图指出生产力要素的变化对生产关系产生的双重作用。这一努力很明显的体现在他对人口因素（马克思会说这是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的单独强调上，例如，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分家制度而阻碍大规模农场的形成。再比如，之所以经营式农场会比家庭式农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然在技术、土地及资本的利用方面它们都限于小农经济的水平），真正的原因在于后者不能像前者那样自由的雇佣合理的劳动力，而必须忍受家庭内部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华北农村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很高但仍然经济落后的真正秘密，即“过密化”的存在。
其实，作者的所有这些努力，都在表明他的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演变，必须而且只能回到对中国社会内部各类自生性变量，尤其是对生产力各要素的解释上来；或者借用哈耶克的一个术语，这些变化乃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哈耶克，2001）。这个秩序的结果，就是作者命名为“贫农经济”的现象——农业内卷、社会分化、小农半无产化。于是，所有对整个中国农村演变独特型式的理解，最终都要回归到对这样一个“贫农经济”的理解上，或者说，对一个由于农业内卷和阶级分化而形成的独特的社会体系的理解上。这个“贫农经济”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的存在、一个顽固的结构，因为它一方面需要一个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来支持它的存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对资本积累及小农本身的完全“无产化”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力，甚至帝国主义的侵入都不会引起小农经济基本性质的变化，只是使它沿着已经存在的、自生的道路而加速内卷化和商品化。[iii]而一旦理解了这个顽固的“贫农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那么中国农村的演变型式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的悖论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三、进一步的讨论
在第三编中作者探讨了自清末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简言之，在小农经济商品化和半无产化的冲击下，华北的农村由一个闭塞的、但也是相对整合的共同体转向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趋于紧密，而无产化小农为主的村庄则趋于解体。在此过程中，国家机器及其代理人前所未有的渗入进了自然村的地方政权。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事实上，及至第二编结束，作者的主要论点和论据已经阐述完毕。那么，作者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呢？按照笔者的理解，作者的用意之一是想在前文丰富的社会—经济史的分析之外，再加上一个政治制度的分析，以进一步地论证中国近代所形成的这个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并不能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酵素。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作者在第二编中所阐述的“贫农经济形成”的理论的一个潜在危险是，它可以恰切地解释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经济落后的原因，并能解释为什么在经历了外部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之后它仍然陷于一个低水平的经济陷阱之中。但这个理论却不能完整地解释在193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乡村（至少是华北农村）所发生的危机与革命，也不能完整的展现除了乡村之外的整个国家财政薄弱和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恰恰是对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分析使我们得以认识到，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家体制的因素，使得一个停滞的贫农经济雪上加霜，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全景的三个重要维度。
事实上，作者在这一编中的论述也开启了在他之后的相关研究的重要维度。作者对华北农村的社会变迁的分析止步于20世纪30年代，但他在最后一编中所揭示的1930年代这个区域里的政治变化，却提示我们，自1930年代国家力量趁“贫农经济”形成的脆弱之际侵入乡村之后，主导整个乡村变迁的力量是否也相应的由生产力的因素转变为政治—军事因素？——自那以后直至1949年，与政治领域风起云涌的形式不同，整个乡村的经济领域大体上陷于贫农经济的困境之中而只能“默默地”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后来杜赞奇关于“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研究以及对于两种代理人的出色分析（杜赞奇，1994），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以来华北农村政治结构变迁的认识，而作者本人后来对长江三角洲的探讨（黄宗智，2000），尤其是关于1949年前后中国乡村的变化的论述，则承接了本书的基本结论并因增加讨论了集体化、工业经济等新的史实而做出了新的知识增量上的贡献。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参考文献：
布罗代尔a，1997，《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超译，三联书店。
布罗代尔b，1997，《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哈耶克，2001，“自生自发秩序与第三范畴”，载《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刘小枫，1998，《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马克思，1867/1975，“所谓原始积累”，载《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
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
[i] 作者从来没有正式回答他所指称的“资本主义”指的是什么，这可能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争论性的概念（布罗代尔b，1997）。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资本主义是什么”给出自己的一个明确界定还是非常必要的。按照笔者的理解，作者心中的那个“资本主义”，可能更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那个图景，强调资本积累及生产力的质性突破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核心地位。
[ii] 作者本人可能不会同意我所归纳的这个框架，因为他一直努力在将自己关于农村演变型式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区别开来（这三种传统的共同缺陷是由于只是强调某一单一维度的决定作用——如人口或生产关系——而不能够经受住历史事实的全面考验），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的框架显然是马克思本人大力提倡的研究路径。其实笔者无意将这部著作贴上“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作者对边际效用的讨论，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过密化”的讨论均表明他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原则的努力。生产力的因素在本书表现为作者对诸如劳动生产率、技术、土地、种植物种类、资本（畜力、肥料）等因素的强调，生产关系则被作者分解为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两类。
[iii] 过去研究中的一个“规范认识”是，市场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作者所揭示的事实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地去思考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也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重要面向。
原文刊载于：
吕鹏，2009，“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独特型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8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