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生存
本文原文发表于2005年《南方周末》1月6日，第A6版。同期还配发了记者成功撰写的《中国新失业群体浮出水面》一文。我们也将这篇文章附后。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出生以来面对的就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他们业已形成一套完全不同于其父母以及兄长的“亚文化”。诚如一篇语言虽尖刻但视角绝对犀利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
“有人说：‘没有知识就要有常识；没有常识就要多看电视。’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伴随着电视机而长大，他们既不考虑知识，也不在乎常识。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是为他们确保了富足的成长环境，改变了传统家庭‘儿女多饭盆少’的局面。
‘兄弟姐妹’这四个字从此仅仅成了字典上的词汇；‘孔融让梨’的情感让人再也难以切肤体会。”
“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有着看似特立独行的品格。他们选择职业、结交朋友都凭着个人的喜好，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韩少华)虽然上述的情况并非“新失业群体”所独有，而是很多生于1980年代的孩子们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但这些特征在“新失业群体”的身上，尤其是他们的婚姻观念、性观念、职业观念、休闲观念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准失业”
在想象中，“失业”似乎应是“新失业群体”最为重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然而，与他们的父母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比，“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工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甚至“失业”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过，我失什么业啊？”一位受访者说。
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初中毕业以后有三年时间吧，断断续续地打零工。在深圳待了一年，在朋友的一个旅店里当领班，我喜欢深圳但是能力又不行，在那地方每月挣700元，跟在家差不多，在外面还操心，就回来了。待了一段时间，就去我姨那学车，学了一个多月，能上道了，考了牌子，给人家开车拉液化气罐，后来不干了，太累。后来待着，然后又换……反正这个刚有点眉目就不干了，干腻了，就换下一个。这样换来换去有六七个吧。”
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就业，但对“新失业群体”，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准失业”的状态。
对“新失业群体”而言，他们之所以会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不挣钱”。以长春为例，大多数被访者的月收入是300—400元，而他们对自己的收入的期待一般是每月1000—2000元，这样才够花销，否则觉得“缺钱”。
其实，在“新失业群体”一部分人的内心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
而对他们而言，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以至于他们可以这样地消磨自己的青春年华：
“昨天9点起床，吃饭。然后看电视，看的体育频道，看了一场球赛。这不就中午了吗？中午吃完饭，再看看电视，看看电视剧，胡乱看看。下午2：00—3：00去大坝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老头老太太放风筝，挺有意思的。3点回来了就看看电视，看看体育节目，综艺节目。就到晚上该吃饭了。吃完饭看看电视，到了9点就睡觉了。每天都差不多。”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的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这样的体验。
收入
“新失业群体”中最“老实本分”的“好孩子”的典型类型是：“待在家里”，日出游戏，日落归家，每日花销并不多，父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那些不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新失业群体”们(比如出去租房子同居的)，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诸如房租、伙食、水电这样的日常生活必需支出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不否认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虽然不和父母一起，但仍然向父母索要“零花钱”，“逃离”原有家庭的原因仅仅在于“图热闹”、“省心烦”、“混社会”或者“求刺激”。
但对很多人来说，父母已经无力支付他们长期的索要和逐渐增加的消费。对大部分“新失业群体”而言，也基本上可以排除他们通过以前的工作而存有积蓄的可能：
“(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一千多元够花吗？”
“这玩意没啥够的，一千不够，一万也不够哇。”女友接过话茬说：“还不好意思说呢，平时打麻将输点，自己再买点衣服裤子啥的，都花了。”
于是，一种“依附”关系进入我们的视野。这种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全职同居女友”或“全职老婆”：
“我结婚两年了，老公是个出租车司机。工资不稳定，有时候一千，有时候不到，说不准。我现在没有收入，主要就是靠他。我们挣的钱也不攒，都花了！挣得多多花，挣得少少花……平时，白天他下班回来我就跟他在家待着，他挣钱都交给我，我管柴米油盐什么的……我就想做全职太太！也没想过生孩子的事。”
除了合法的工作之外，“涉黑”或者“涉灰”成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你没有收入，怎么生活？”“哎，我说没有收入，不是说一分钱没有，要是那样，天天喝西北风啊。只是不稳定罢了。今天这挣点，明天那挣点。有时候一个月没收入，有时候一下能挣2000多，那就出去潇洒一下。比如说昨天上午，我就替我老大的老婆给司法机关送去了10万，看看能不能再少整几年。那我能不从中得点吗？明天我还得去趟哈尔滨，替哥们‘摆事’。你给钱，不一定是打架，或者是只摆摆队型，吓唬吓唬他，都能给你弄得服服帖帖的。”
甚至还可以更玄：“我们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你随便把我扔在哪，我都能生活下去。就比如现在，我们同时出去，10分钟后回来，我就能拿一两千回来，你却两手空空。我不偷不抢，这就是能力。”
可惜的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重构他们在社会的缝隙中抠钱的详细过程。不过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新失业群体”在失业时获得收入的三种类型———尽管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啃老”、“依附”或“半依附”、“黑色”或“灰色”收入。
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和这些收入类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啃老”的人可能只能维持简单消费，也有可能过得很“浪费”；“全职女友”一方面会为柴米油盐犯愁，一方面可能也不排斥适当的奢侈；“黑色”或“灰色”收入的人的消费则和他们的收入一样是个“黑箱”。我们现在还无法在收入和消费之间作一个列联表的分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作为年轻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一代。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消费(生存或生活)，这对未来的社会保障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容轻视的信号。
“梦”
从客观的指标来看，如果我们说“新失业群体”属于社会的底层，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社会底层，脆弱的生活链条和疲惫的心理感受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一个极端的说法是：“我跟你们(调查者)的差距太大了。你们是鸟儿在飞，我们就是那沟里的苍蝇，谁都烦我们，烦就烦呗，我只能管自己，我还能管别人怎么想？”
作为年轻人，向上流动作为一个“梦”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诸多结构性的限制又常常让他们感到这是个“白日梦”。有的人选择了无奈地面对生活，有的人则寄希望于“一夜暴富”式的博彩。一些人不奢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诸如企业家、白领那样的“成功人士”，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维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需求”。
“圈子”
“新失业群体”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那么他们究竟能够依靠谁？又是从哪里获得支持的呢？
人们的一个常见的想象是，他们可以通过血缘关系获得帮助。但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们很少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实质性的帮助，这既有客观上的限制(“大家都是穷亲戚”)，也有主观上的排斥(“不愿意到亲戚的店里干活，很多东西说不清，还不如给别人打工来得爽快。”)———后者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日益冷淡的血缘关系和日益强化的利益关系。
既然血缘关系已经淡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就会相应上升。每个“新失业群体”都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他们的“圈子”在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你既然想变好，为什么还和胖子这种(自称败类的)人来往呢？”
“(短暂的沉默)你和别人交往，除了看别人是什么样的人，还得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我自己就这×样，还能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呢？我去找人家，人家能甩(东北方言，理睬的意思)我吗？胖子说我们是社会的‘败类’，他也许是，可我不是。但我只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
但在圈子里，信任还是比较缺乏：“在这个社会上混，靠的就是朋友多。但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靠得住。其他的人跟我说话，我都要在头脑中考虑一下，过一下滤，想想他是不是骗我的……其他人说多了都是假的，只有在金钱上能流动的才是真的。”
婚姻
“新失业群体”中的许多数人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期许不同，大多数“新失业群体”在泛婚姻问题上的现状是：同居的多，结婚的少。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事嘛，怎么说呢，现在同居其实也很正常是吧，至于结婚嘛，至少得等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行，还得找个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我和他生活了两年，感觉还是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不过也说不定哪天头脑一热，就嫁给他了(笑)。我们还年轻，还没到安定的时候。”
这一现象与媒体所报道的所谓白领阶层中的“单身族”、“丁克族”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选择单身的原因主要是价值层面的“叛逆”、事业上的追求或者生活圈子的狭小，而“新失业群体”之所以不结婚，首先还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因素。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婚姻，早已不单纯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家族利益、经济利益的群体事件。
然而“结不起婚”仅仅是一个客观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结婚”，“不想结婚”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逃避社会责任，有的是图个潇洒自由，还有的，则对现代婚姻抱有深深的“恐惧”。
但是，婚姻可以抵制，性的需要却不能抗拒。于是，同居，成了正当青壮年的他们的“选择”
南方周末：中国新失业群体浮出水面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6日17:02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成功
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
近些年来，人们所说的失业人员往往指的是下岗者，但事实上，目前还存在另外一个日益增大的失业群体，他们是城市里的年轻失业者，他们在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后
加入失业行列，他们大多是受到“小皇帝”一般呵护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应试教育中成长，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
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随着“新失业群体”比例的增加，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和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200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一辆红色出租车缓缓停在吉林省长春市民康路附近的街道旁，路边十几位中年男女哗啦啦地拥上去把出租车团团围住。
“要保姆吗？”“钟点工！”“洗衣做饭要不要？”“要水暖工吗？”……零下23度的冷空气中传来一阵急切而嘈杂的询问。
“都不要！”出租车后排抛出的一个拒绝声音让车外的人很失望。话音未落，这群中年男女已哄然而散，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翘首以盼下一个雇主的出现。
这是发生在长春市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的一幕，不远处静静“趴活”的24岁的王琨智则和周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与那群老练而又急切找活的下岗工人不一样，这位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防寒瓜皮帽的小伙子脸上露出一丝稚嫩和羞涩，“我不太好意思上去跟别人要活”。他手中的小木锯则向别人暗示他是搞装修的。
初中毕业已经8年的王琨智曾在洗浴城做过4个月的服务员，还帮亲戚修过几个月的车，但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无事可做”。2003年开始，他用心学了一门家庭装修的手艺，试图找个活干。现在每周的二、四、六，王琨智都要从家里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赶到这个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来碰碰运气，希望早日能离开失业大军的行列。
近些年来，人们所说的失业人员往往针对的仅是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者。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个失业群体，就是像王琨智这样的城市年轻失业者，他们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加入失业行列，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如何引导和推动他们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就成为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新挑战的出现
家住长春市东二条的19岁的黄飞雨初中毕业后除了打过几天工以外，一直待在家中。“因为没地方去，他经常愁得一宿一宿没睡。”黄飞雨的母亲对此也一筹莫展。
让这位40多岁的中年母亲搞不明白的是，在黄飞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身为“待业青年”的她也曾为工作发愁过，但没操多少心就解决了，“高中毕业后，我很快顶了父亲在厂里的工作。”她说。而黄飞雨的父亲则进入厂里的子弟学校当体育老师。
对于青年失业的现象，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当时大量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就业机会开始紧张，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待业的情况，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待业青年”。
对这一情况，“政府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国企开办三产，来吸纳‘待业青年’，所以当时的待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分析说。孙是国内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业群体”的学者，而其主持的“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孙立平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我国的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随之变化。
虽然现有的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体规模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后者的3倍，而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增加。在长春市2004年6月的统计数字中，该市9个区已有3个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超过“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6个区中两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
另一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也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有专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在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处于“待业状态”，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
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的将是“新失业群体”。
“啃老”
作为“新失业群体”的一员，黄飞雨和他父母不一样，他对“文革”没有记忆，属于“文革后一代”。
当他上小学的时候，一场“打破铁饭碗”的下岗风潮开始席卷全国，1998年他父母分别从长春市模具厂和厂子弟学校下岗。此后，他父母曾经试过开饭店、卖衣服，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42岁的妈妈在亲戚办的小厂里帮忙，每月收入500块；爸爸找了一份安装抽油烟机的工作，“家里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两年前，黄飞雨高中没考上，此后基本待在家里。身为独生子的黄飞雨在妈妈的眼中是一个内向的好孩子，“我们这个孩子特别乖，他不上网，不去游戏厅。他说上网得花钱，不去”。
没有收入的黄飞雨平时也不乱花钱，“一个月平均花50块钱，也就是出去坐坐车，渴了喝点饮料什么的”。
作为家里的“小太阳”，从小爸妈就没让他干过家务活，哪怕力所能及的事。“甚至瓜子都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黄飞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刚踏入社会就碰了一鼻子灰。
从2003年11月开始，黄飞雨当过保安，当过浴池服务员、药店库管员，送过报纸，甚至卖过肉，但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冬天怕冷，在明珠花园干了4天保安就回家了；因为不适应浴池的氛围和环境，“强挺了半个月，连工资都没有要就走了”；给别人送报纸，一个月下来挣了100元，亲戚说太少，于是转到亲戚的药店里当库管员，库管员工资不错，每月900元，但是那边“仓库管理混乱，承担的责任大”，再加上搬货太累，干了两个月，这是他干的时间最长的工作。说到卖肉，因为小纠纷和顾客吵了一架，觉得“伤了自尊”，自己也始终学不好怎么割肉就离开了。
“我什么都干过了，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适，就一直待到现在。”一直想成为摄影师的黄飞雨现在成了“待业贵族”。
28岁的赵强是长春市拖拉机厂的子弟，现在仍和退休的父母住在一起。读到高二时，赵就出来找工作“挣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浴池服务员，每月300元。后来觉得钱少，又到市里一家饭店去做服务员。去年，觉得工作太累，挣钱不多，自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
没有工作的他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个月300多元的花销却让父亲30年工龄的退休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怕邻居、亲戚说“啃老”，赵强准备过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另外前不久刚认识个女朋友，“出去住，方便一点，但是最起码要找每月能开1000-2000元的工作”。
“做梦，哪有老好的工作等着他，现在我们这儿都是建筑工、饭店服务员和车床工的岗位。”长春拖拉机厂大门口附近的职业中介的马老板不看好前来登记找工作的赵强，看来“高不成，低不就”始终是赵强面临的难题。
工作的无着落让他感觉对未来的婚姻更“遥遥无期”，“走一步看一步呗，没钱扯啥也没用”。
像黄飞雨、赵强一样，“新失业群体”有很多共同点。孙立平教授归纳说，从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而在以升学为取向的应试教育中，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大多是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父母，在东北，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孙立平教授分析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啃老”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父母有的由于退休而收入减少，有的加入失业下岗的队伍。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正在失去，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微弱的诉求表达
何丽文是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双利社区的居民，按照社区失业登记中，她属于“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但何却告诉记者，她在旅游公司已经上了3年班。
据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徐晓霞科长介绍，这是失业统计上的一个问题。
“其实新成长劳动力中来登记失业的人都是已找到工作的。”徐晓霞解释说，那些原本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后，用人单位要他们来街道办理“失业就业登记表”，然后才能帮他们办理各类保险。而那些没有工作失业在家的，却不来登记，所以不在失业统计之中，“因为登记了也没有任何政策优惠或好处。”徐晓霞说。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孙立平教授说，我们在媒体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
在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
而那些受过“工业训练”、在单位工作过的下岗失业人员就具有组织性、群体性，他们善于利用诸如“我曾经为过国家、工厂作过贡献，工人是国企的主人翁”等合法的诉求方式，要求得到下岗失业的补偿。
“初高中毕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只要你不挑不拣，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他们没有工作过，对国家没有过贡献，权利和义务相等，所以不应该享受失业保险。”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周大立说。他认为，新成长劳动力中失业的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就业转失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失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前者更大。
但有学者认为，“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就业“面向下一代”
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或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我国的失业人口将由现在的以“就业转失业人员”为
主，转为以现在的“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19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
有关部门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表现在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政策上，即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初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需接受2-3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延缓就业压力和时间。
但目前劳动预备制度也遇到困境，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去读技校、职业学校，没有达到延缓就业的目的。被誉为“东北第一技校”的长春孙进技校，“全校共有1300多人，有86%学员来自农村，只有14%学员来自城市。”负责招生的崔先生说，而且在接受培训学员中有50%的人超过30岁。
后者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有关部门基本上采取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态度，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风险和责任。
目前，“新失业群体”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主角，他们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的资源优势主要倾向“老失业群体”，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而“新失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
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我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对于“4050”大龄下岗失业群体，他们随年龄增加而适应再就业越来越困难，应将其重点移到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