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种情境，继创者们认识到，固守父辈的产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年轻一代的资金、技术、教育乃至人际优势，应该且正在成为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的动力。
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开始登上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心。过去我们常常将他们分为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和子承父业的“继承者”两类。然而，在现实当中，两者的身份界限正日益模糊。越来越多的“二代”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父辈的企业，而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甚至“另起炉灶”，二次创业。全国工商联的林泽炎在大量调研基础上提出“继创者”这一概念或将这一群体称为“继创者”。他们既是父辈财富和精神的继承者，也是创业创新的践行者。他们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和未来。
继创者继承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硬资产”（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政治资源这样的“软资产”。他们受到了父辈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感召，但也十分看重自己的独立性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在许多重大决策方面不会受到父辈的制约。他们不愿意仅仅充当父辈的“左膀右臂”，不甘心做一个执行者，希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许多新的掌门人称自己为“创二代”，而不是“富二代”，有人表示，如果是“FU二代，那也是”负责”的”负”，而不是”富裕”的”富””，因为他们继承家业的同时也是“背负所有的责任重担进行家族的第二次创业”。
继创者们创业的初始动力变化与父辈不同，这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与“圈子文化”带来的。他们中大多数在海外接受过商业、科技等方面的教育或工作培训。就像一位继创者说的那样：“我们不是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创业），而是为了兴趣；90后更是如此，不认为成功是结果，而是把过程当享受，所以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观点在年轻一代中占主流，他们会自发形成社交圈分享心得，并进一步影响成员的想法。
对许多二代的父辈而言，生活就是工作，生命的大部分在他们的企业当中；而年轻一代更强调生活和工作，他们更能接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制度。他们对聘请职业经理人、组建经理会/高管会来做战略与日常决策等制度安排持更开放态度。当然，企业在交接班过程中的行业扩展与产业转换也是促发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因。聘请职业经理人作为核心管理者也是为了适应企业多元化经营、提升企业规模的需要。
继创者们比他们的父辈们更加强调合作精神。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时，他们更以兴趣导向，也更容易跨界建立或参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代表组成的社交网络。“父辈都是单打独斗，而我们这代人习惯众筹、资源共享，更会合作，也更需要合作。”一位继创者如是说。近年来，企业家的非正式组织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年轻一代尤为活跃，他们业已建立了大量线上线下的非正式组织，数量仍在快速增长。
继创者们的创业之路，并不是冒进的。一些继创者们会根据市场形势，重新选择企业的经营方向，放弃原先粗放式的、标准化生产型，选择面向小众和缝隙市场的精细化与个性化生产。但也有一些子代不会放弃父辈打下的天地，他们选择的路径是“企业内部反哺”。一位二代企业家表示，“如果另起炉灶，肯定增加了企业风险，但不改变也是万万不行的。我的策略就是先把新的一块做起来，但是我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旧的一块产业怎么办。等你的企业做到一定规模，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这家企业是做农业种植起家，子代接班后对企业风险做了评估，认为农业企业太容易遭遇不可控风险，于是尝试了多元化发展，在有一定基础后回过头改进传统农业，改做有机农业、土地改良、面向小众的定制型深加工农产品等等。
“回到原点、内部反哺”的思路在交接班后的私营企业中并不少见，这种做法有两个优势：从微观上看，它解决了传统行业升级过程中的“试错成本”无人埋单的麻烦。有些传统行业并不是无法升级，而是升级需要技术革新、设备更新、人员培养、市场扩展，这些都需要资金和人力投入，且有可能一无所获，企业内部反哺可以有效解决转型升级的成本分担。从宏观上看，它可以不完全偏废传统行业，能够兼顾各个层级的产业发展，或是在同一产业内部细分不同“缝隙市场”，以满足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
总之，中国经济正处在代际传承与产业升级的叠加期。企业代际传承往往同时伴随着企业自身商业模式的剧变。且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企业主庞大的人数，这种剧变不仅在历史上非常罕见，而且也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些饱受舆论质疑的“二代”们，并不全是守成的继承者，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新的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与那些白手起家的“创业1.0代”相比，他们也许是完全另起炉灶的“创业2.0代”，也许是内部反哺的“创业1.5代”。无论是哪一种情境，这些继创者们都认识到，固守父辈的产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年轻一代的资金、技术、教育乃至人际优势，应该且正在成为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实现了家族事业的延续和升华。
（朱妍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吕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秘书长）
原文发表于：
朱妍、吕鹏，2016，“继创者改变中国经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