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背后的政商关系转型

翻开最近几期的财经、时政类媒体,几乎都有关于“在商言商”的讨论。这个原本很少被公共媒体“热炒”的话题之所以最近突然“走红”,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商界“大佬”柳传志一番引发广泛争议的言论。稍微“远”一点的“刺激”,则有湖南企业家曾成杰被秘密执刑所激起的关于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种种不满与不堪回忆。再远点,媒体则整理了马云、宗庆后、王石、任志强、王健林、冯仑等商界大腕或早或晚关于政商关系的感悟。一场议题建构就此完成。

那么,还有没有更远一点的,更结构性的原因?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之争成为公共话题的背后,至少有三种结构性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地方增长联盟”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出现裂缝,有的中小企业主的生存环境甚至恶化;二是大私营企业家与中央威权的联盟关系尚未得到制度化的定型,蜜月与风险并存;三是“内部圈子”雏形粗现,私营部门在公益、媒体、艺术等社会领域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如果要将这三种结构性原因概括成一种“可能的趋势”的话,那就是“大企业主的政商联盟可能加强,中小企业主的增长联盟可能瓦解,民众的社会进步意识可能促成新的民-商关系”。三股趋势合力,中国的政商关系可能重组,并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变革力量。

 

“地方增长联盟”由蜜月转向裂隙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商关系正处在新一次转型的路口。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虽然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存在着波动,但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大体来说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对当地的私营经济实际上抱着鼓励和扶持的态度。一个明智的官员十分清楚地知道,GDP的增长是其仕途进步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私营经济的发展对GDP的贡献不言而喻。只有理解经济增长这个“首要目标”在背后的驱动力,才能够理解包括诸如“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政治犒赏在内的政府行为。与此相对应,大多数的私营企业主们也会将与官员处好“关系”视为成功的保障,寻求官员非正式的庇护或者正式的政治头衔,是许多老板们乐此不疲的事情。甚至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厂商,诸如乡镇企业、“红帽子”这些做法本身就反映了复杂的政商纽带。有的学者因此将私营企业主称为“国家的盟友”、“红色资本家”,而我则认为“地方增长联盟”一词更好地点亮了这种联盟背后的动力与机制。

虽然地方政府与私营经济之间的“蜜月”有时会被一些批评者指责为“贱卖国有资产”或者“压迫劳工”,而且确实在一些地方加深社会不公甚至引发动荡(如官商勾结下的强拆),但不能忘记的是,这种政商之间的良好关系来之不易,更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结果。甚至私营经济以及私营企业主获得“宪法”地位,也其实不过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从80年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2001年的“七一讲话”

鼓励私营企业主入党、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入宪”、2007年《物权法》通过——我们如果简单回顾一下国家在话语层面上的“口号”和“政策”,就会发现私营经济以及私营企业主在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架构中的“合法性”是一个逐渐被承认的漫长过程。不过形势在2002年开始其实就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2005年的“郎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官商勾结的愤怒,之前高歌猛进的事实“私有化”开始受到遏制。然后是“国进民退”的讨论,彷佛是一夜之间大气候发生了逆转。如果回顾这个时间段的新闻,就会发现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政府、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夺利的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04年间被誉为“私有产权第一案”的“陕北油田事件”。到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际,中央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是被指责基本输血给了国有资本。重庆的“打黑”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压态势,更让一些老板们的安全感丧失。到了2012年,“跑路”、“转移资产”、“携款潜逃”、“移民”成了流行词汇;甚至还曝光了企业家用网络、视频等“武器”来“反制”、举报官员的事件(最典型的就是“雷政富事件”)。这些事件背后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官商的蜜月并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联盟”,“地方增长联盟”在一些地方出现裂隙。

这首先是经济利益冲突的结果。GDP冲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改变,但私营经济在一些地方不再是单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在经济大环境恶化的一些领域,国家支持的利益集团与私营经济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但更关键的原因,是经济改革和政治赋权滞后。就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样,政府开始与私营企业之间出现摩擦,也不是一天结下的恩怨。真正反讽的是,制造这种裂隙的种子,实际上在两者还处于“蜜月期”的时候就已经种下。这颗种子,就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虽然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种种政治和政策上的“宣誓”来抚平私营企业主的不安(比如“非公38条”),但是政商之间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做到平等,私营企业主对财产和自身境

遇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果官商之间真的是一段婚姻,而所有的婚姻都涉及到支配与被支配权的话,那么,长期被支配的一方总会有起来表达怨念的时候。冯仑曾经自嘲过,民营企业的境遇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现在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大走势不明朗,微观的政经小环境不如意,如果过去的“妇联”不再能有效地保护“寡妇”们的话,是不是该想一个新的办法?

正是因为“政治原因”的存在,才催生了一个需求:要不要讲政治?过去一度亲密的政商关系现在出现裂缝,继续按照“老路子”维系下去的经济和政治成本都在上升,直接导致了私营企业主群体的“集体焦虑”。也正是因为政商关系走向的不明朗已经超越了一人、一事这样的“个案”,个别企业家关于“在商言商”的发言,才会引发群体性的共鸣或争议。

 

大企业家寻求上层庇护的收益与风险并存

然而,另一方面,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发声”并引发广泛关注的,大多是“商界领袖”这样的大企业家:马云、宗庆后、柳传志……大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策略,和中小企业家的境遇,是否完全就能等同?

许多人喜欢说“私营企业主阶层”。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私营企业主现在已经很难再被看作一个“阶层”。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最大共性,是他们都是大规模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但仅仅依靠财产权这个指标,并不足以界定一个“阶层”——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存在大量公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地方,人们才需要刻意区分出“国有企业主”和“私营企业主”这样的标签,并且把有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一类人划为一类。事实上,同样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内部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并不比他们与其他一些群体之间的差异要小。如果说一些大企业主已经是“上层阶级”的一员的话,那么,许多中小私营企业主更贴切地应该算是“中间阶层”的一分子。

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所谓“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相同的,表达利益的方式也并不总是一样的。如果对过去的“革命话语”稍加回顾的话,就会发现,大资产阶级往往与政府有着更为密切的“勾结”(比如“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样的词汇),很容易成为“革命”的对象;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的两面性”,但会被看做是革命可以争取的一个部分,是革命的同盟。西方的近代史表明,小资本家成为体制的抱怨者,往往也是革命的先兆。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大资产阶级几乎不会支持革命。除了通过游说来玩金钱政治之外,大资产阶级支持的激烈变革方式,就只有政变。如果一个政权将大资本家作为自己最亲密的盟友,是找对了执政之基呢,还是在自掘坟墓?

更要命的是,大资本家可能也有牢骚要发。现在当然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年代。但大企业家的政治心态到底如何呢?也许改造一流行语比较贴切:他们比你更焦虑。虽然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大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更加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企业家与官员之间的政治交情就必定更深。我相信客观上存在与政治无染的大企业家。然而另一方面,大企业的政商关系的经营,客观上确实有其不同于小企业的地方。因为大,一举一动都被密切关注,很容易成为各种摊派的对象,也很容易成为“靶子”,这就是高处不胜寒——因与地方政府摩擦而入狱的原“太子奶”老板李纯如最近甚至有“民营企业家做大就被抓,上市几乎等于进牢”的激烈言论。也因为大,政商网络的编织更复杂。在这一层面,大企业家容易接触到更高层的领导,或者,数十年来,随着一些地方上的官员逐渐被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一些原先在地方上培养的政商纽带,也会随之成长到更高的层次上,进而为企业的全国性扩张提供更多的可能。虽然收益也许更大,但政商纽带的维系不是没有成本,承载的风险也因此更大——一旦身后的庇护者落马,或者卷入政治斗争,涉事企业家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在这个问题上,正如鲁冠球曾感叹的那样,政府不会考虑企业家的影响力而投鼠忌器。而另一位大企业家黄怒波也感慨过,“现在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这个时代一定要过去。企业家一定要保有企业家的独立人格,过去创业没有钱,肚子也饿,有时候做点下三烂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现在衣冠楚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尊严和人格,不为钱财再去低头哈腰了。”这种收益与风险并存的状况,除非做到完全抽身于政治之外,否则无外乎会促进两种策略来化解:要么继续寻找和建立更为稳固的个人庇护,要么就是参与到公开的政治生活中,寻求制度性的保障。前者依然无法真正解决政商关系中权力不平等的焦虑,而后者则意味着跨越“在商言商”的藩篱,走向公民政治。

企业家去走公民政治的困难在于,官商之间其实没有确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渠道。虽然企业家有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等渠道在内的“参政议政”的渠道,但作为“统战”对象的他们,利用这些渠道来替自己维权的效率仍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头衔更像是庇护人给与的一种“犒赏”,离真正的公民政治相去甚远。当然,近些年来,一些企业主通过商业、学术、舆论手段所进行的“游说”、公关活动对地方决策乃至更高一级的政策制定造成的影响,但这样的行为依然受到种种限制,有时候甚至法律的边界也十分的模糊。

大企业家因为经济和政治资源多,会被认为应该在公民政治的道路上做出表率。但也正是因为家当大、人脉广,一些大企业家不需要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出头。正如王功权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企业家常常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很软弱。他们在内心支持社会进步,但在行动上,往往又很保守。企业家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并没有到急需的程度,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他们靠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消解掉…….既然不构成燃眉之急,他们就会评估风险”。很多事情,大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政商网络“搞定”,中小企业主不能指望大企业家的政治能量来解决自己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

 

内部圈子培养社会力量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柳传志说的话。柳传志除了说过“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之外,他还在别的场合说过,“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算计,也可以说是无奈的明哲保身。有人说这是“柳老的大智慧”——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形势很糟,但自保才是有智慧的。

也有企业家站出来,或者在别的场合,表示过与柳传志不同的态度。虽然除了王石,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上过任何富豪榜的前50名,但这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有评论者将这上升到企业家精神的层面。不过在我看来,企业家该不该“在商言商”、怎样“在商言商”,这其实首先是一件个人选择的事情。即便是在所谓的商业文明的中心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商人都会积极地讨论和参与政治。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商业精英可以被划分成两种:“内部圈子”的成员,以及不属于这个圈子的“剩下的人”。大多数商业领导人不属于“内部圈子”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很少超出自己公司的直接福利之外。但是有少数一些人,他们的地位使得他们对范围更广的公司的福利感到敏感,并代表整个商业共同体发表意见。换句话说,内部圈子的成员,是整个企业家群体的“核心”和“先锋队”;与其他成员相比,“内部圈子”产生于一种更排他性的社会背景,有着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对公共决策也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正是大公司的共同利益和需要,以及共同的公司意识,塑造了公司政治活动的内容。

中国商业圈虽然有着所谓的“商业领袖”,但却尚未形成真正的“内部圈子”。这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未能有效参与公共政治的自身原因。在当下,“公司原则”是企业家是否谈论和参与政治的主要法则,企业家参与政治主要是为了改善本公司获取利润的条件,很少考虑什么企业家共同体的集体利益。然而,随着商业环境的恶化,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以及更重要的,随着公司间利益的交叉混合,可以预见的是,“泛阶级原则”会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大多数公司的商业决策仍然是公司内部逻辑运作的结果,然而,当公司决定把公益资金分配、进行慈善事业、进入政治活动的时候,外部逻辑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公司的决策应该对所有的相关公司有益,甚至当自己个人的公司没有可以看得到的直接收益时也是如此。我们已经从一些企业家群体内部的互助中看到这样的影子。一些企业家的组织,也有意无意地尝试扮演这样的角色。

“内部圈子”是这种超越公司逻辑的载体。当然,他们并不会作为一个整体机构采取政治行动。在商业政治行动中起作用的,是他们组织起来的一系列机构,比如商会、基金会、研究会,甚至读书会,以及将内部圈子中的成员联系起来的各种的非正式关系。政府也许并不仅仅受到来自商界的压力,但内部圈子有一种权势,让它的声音不会被轻易地忽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组织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慈善公益、媒体传播等领域,企业家和企业家支持的组织,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和信任。这种公众的支持,迟早会转换成他们的资源。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一批人先富了起来。虽然仍然不尽如意,但他们逐渐获得经济领域的一些话语权。然而,只要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不被打破,企业主不能作为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扩展和保障。一方面,过去的旧的依靠个人庇护的政治纽带,一直无法规避潜在的政治风险,甚至被一些企业主本人所厌恶。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公民政治,确实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也许突破口,就在于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获取社会权力、推动社会改革,来将私营企业主从一个被想象的“阶层”,真正自我培养成一个可以行动的社会力量。王健林曾说过,“在中国搞政商关系比哈佛读博士后还要难”,但王石说过,“企业家不进行民主自治建设,如何要求国家”。困难的事情,有人可以选择走捷径,有人可以选择走回头路,有人则可以选择一起往前走。个别人是否“在商言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一小部分人愿意为这个群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便现在没有,形势比人强。

 

原文发表于:

吕鹏,2013,“在商言商背后的政商关系转型”,载《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9月17日,B04版(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