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同学常爱书2004年7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那时我和她刚刚本科毕业，还没有正式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我们与母校吉林大学的刘少杰、田毅鹏老师和刘杰师兄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2007-2008年我曾在耶鲁大学度过难忘的一年，第一次在西方高校感触博雅教育的魅力。这是当年所有研究生院录取的学生与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的合影。

我与Victor Nee教授其实到2009年才第一次在清华大学见面，虽然之前一直读着他的文献。后来我与他在NYU Abu Dhabi 又一起工作。Victor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好相处”的教授，但他对我却非常地温和。

Michael Buroway是当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男神”。他后来多次访问中国。但很荣幸，他的第一次长城好汉之旅是我和闻翔两人陪他完成的。

2010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合影。沈原、郭于华两位老师，并不是“副导师”，因为清华社会学的“孙郭沈”三驾马车的组合是不可拆分的。刘世定、张静、戴建中老师，都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颇深。

2011-2012年我在NYU Abu Dhabi做博士后研究，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洒脱的一年。中东一年，真正给我打开了看世界的步伐。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的转型研究创新项目（The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Initiative），是我的第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也是我第一次发表英文学术文章。时间是2012年。我第二次再去非洲，要到7年之后。

这是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2012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合影。那一次行程，大家的心情都很好。中国社科院迭代了我的学术取向，也给我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2014年11月，在臧小伟教授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企业家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这是会后几位留下的“元老”的合影。当时“政商关系”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但我仍然将这次会议视为“第一届”的政商关系工作坊。这也是我“创业”的开始，从此我开始有了更明确的身份标签。

在2014年横滨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社会学大会之后，我与范晓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合作，从此‘月半组合’一发不可收拾。

2015年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参加完《私营企业发展报告》分工会的同仁们饮茶畅谈。照片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在私营企业研究领域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真正的铁杆。如果没有大伙儿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我从没想过即便去德国访学也能和黄冬娅撞到一起，就像从来没有想过和这位柔情而又坚强的女性能够一起做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一样。

虽然悉尼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已经物是人非，但David Goodman和陈明璐提供给了我进入“中国研究”圈子的一张门票。

每年在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吉林大学的社会学人们都会相聚一次。能够做到这一点，既不容易，又是那么自然。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大会。参加过几十次国际会议，这可能是我身份最“官方”的一次。

2018年我和刘学、陈家建等人组成的小分队调研碧桂园党建扶贫。这一年，我真正开始“两条腿走路”，回归质性研究，深入中国企业社会创新的田野。

2018年我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做本科生导师。这是第一次师生见面会，还有在京的硕士生参加。在社科院不能带足够多的学生一直是一个遗憾。本科生们的加入多少弥补了这一点，而我也希望更多的像龚顺这样的年轻老师能够加入进来。

2019年初，我、周旅军、孟天广与计算社会科学的首倡者之一David Lazor在北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早茶时间。我可能做不了“计算社会学”，但对技术治理的浓厚兴趣将驱动我接下来几年的研究。

2019年9月在郑州一次高规格会议上做营商环境的主旨演讲。我已经在各种场合讲了五年的营商环境建设，而每一年我的讲稿都要做大幅的更新。

我成了2020年本单位第一个出国开会的人，然后就是漫长的疫情导致的各种出国访问的搁置。与Mike Savage的纽带建立，意味着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精英研究”脉络的拓展。

2020年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40周年，也是我和杨典、房莉杰、张浩四个人入所十周年。

2020年我有了自己的创新工程团队、研究室。“二次创业”有一个美好的开始。